温家宝：四季度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

可以说，如果不彻底消减这三个阻力，中国税改的文明期待将会遥遥无期。

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证券市场的良序发展，与其说是一个监管政策问题，还不如说是一个宪政制度问题，涉及到行政、立法、执法、司法部门以及媒体之间的权力制衡问题。原来总是把自耕农看成是最理想、最完美的一种农村土地制度和经济形态、社会形态，＂耕者有其田＂真的是最理想的状态吗？实际上你想一想，如果说农地都不能买卖，也不能够被租佃，都只能自己种自己的地，那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为了种田，你必须得有钱，要有自己的地。

总的来讲，土地产权改革难以推进有三个原因：第一，有意识形态方面的误区。一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几年，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主要依赖投资，依赖出口来带动，而不是靠民间消费来带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度安排是非常歧视性的，都重点优待北京人，不管是医疗条件、教育机会、科研与就业机会、以及各方面福利，都是北京远高于其他省市，更高于地区市和全国县城，把其他地方的人都变成二等公民。第二，有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包括地方政府，他们会不顾一切的阻挡改革。在工业化之前，原来的中国农民没有太多进城务工的选择。

因此，发改委尽管是叫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但实际没有推动改革，也就不奇怪。或许在历史上，这种固化的土地制度所能带来的效率损失也许不是特别高。但为什么那些体面的、待遇好的工作就把我们排斥在外？如果是能力或学历问题，缺乏竞争力我们没有怨言，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不公平。

中国总理温家宝日前就表示，必须打破银行业的垄断局面，并称中国政府已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言外之意，如果家里既无权又无钱，好的单位基本与你无缘了。从一个例子就可以看到这个问题：十几年前的大学生就业选择偏向于外企、私企等非公有经济，如今大学生趋之若鹜的对象是国企，尤其是央企。尤其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身上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很大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子女读书而负债累累，甚至父母生病都拖着不看），可充斥于社会的等级、特权使他们对国家有种失望感。

当然，不可否认，中国成为精粹国家的危险更大。要想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必须打破这种思维，回归现代国家理性。

笔者的大部分同学是普通人家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在他们的认知中，通过勤奋和才智考入到人民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前景。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那么，包容性体系将从何而来？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繁荣的基础在于反对特权的政治斗争。更不好的影响是，中国正在形成封闭性和排他性日益强烈的利益集团。

在这一点上，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就显现出这样的包容意识（无论原因如何）。可以说，这是极具政治进步的讯号。基于上面的观点，两位世界顶级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两位学者认为，包容性经济体系不会支持精粹政治体系，也不会被精粹政治体系所支持。

对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大学生来讲，进入央企会是一份令人艳羡的工作可不改革就真有走进死胡同的危险，所以对于中国来说，最好的出路是执政党主动引导政治转型，当前人们高涨的不满情绪就是动力。

更不好的影响是，中国正在形成封闭性和排他性日益强烈的利益集团。这从近些年大量海外移民便可看出。

因为对于一个现代国家来说，制度与秩序同样重要。在经济上升期，是不可能自然衍生变出包容性体系。但是在包容性政治体系下，政治、经济精英就不能够轻易利用它建立一个精粹经济体系。尤其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身上承载着一家人的期望（很大一部分家庭为了供子女读书而负债累累，甚至父母生病都拖着不看），可充斥于社会的等级、特权使他们对国家有种失望感。坦白来讲，中国政治体系的包容性很不足。那么，包容性体系将从何而来？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繁荣的基础在于反对特权的政治斗争。

其次是政治层面，这也是中国政治体系最饱受诟病的地方——缺乏包容性的政治制度。而解决了大部分就业的私营经济，不但没有这些优势资源，而且在金融、政策等方面处于事实上的被歧视地位（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现尤为明显）。

在这一点上，乌坎事件的处理模式就显现出这样的包容意识（无论原因如何）。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日益显现出精粹国家的一些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

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就指出，经济繁荣虽然产生自投资和创新，但它也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投资者和创新者必须确信，如果经营获得成功，他们的财富不会被有权势的人夺走。比如中石油公司，除了勘探等技术性岗位，其他非技术性岗位大多由内部利益集团分配——能进去的人非富即贵。

言外之意，如果家里既无权又无钱，好的单位基本与你无缘了。现代民主政治本就是一个讨价还价、不断妥协的过程。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在传统上较欠缺妥协精神或意识，政治精英往往信奉全赢全输的零和思维。阿塞莫格鲁和罗宾逊两位学者认为，包容性经济体系不会支持精粹政治体系，也不会被精粹政治体系所支持。

笔者的大部分同学是普通人家的子女（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在他们的认知中，通过勤奋和才智考入到人民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会意味着有一个好的前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是，多数人被排斥在外，且选择与能力、知识无关。

进入专题： 精粹 包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当大学生心中的愤懑感和失望感高涨时，对政府的信任也在他们心中逐渐崩溃。

3月，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达龙·阿塞莫格鲁和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宾逊在他们合著的新书《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认为，现代层面的经济繁荣有赖于两个政治基础。但为什么那些体面的、待遇好的工作就把我们排斥在外？如果是能力或学历问题，缺乏竞争力我们没有怨言，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不公平。

基于上面的观点，两位世界顶级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在播撒繁荣，它只不过提供了又一个社会冲进死胡同的例子。二是权力体系必须是包容性的——缺乏包容性体系（inclusive institutions）的秩序虽然可能使经济摆脱贫困，但要崛起为现代化的繁荣则是不可能的。造成的后果不仅是经济的——遏制了创新和活力，也是政治的——削弱政府执政的合法性。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精粹体系在很多国家都是存在的，只不过是程度差异而已。

在美国，进入常青藤大学基本上就预示着将有一份体面的、有尊严的工作。要想建立一种包容性的政治体系，必须打破这种思维，回归现代国家理性。

中国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或由国家控股（西方称为国家资本主义）。欣慰的是，有迹象显示，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无疑，一旦发生规模性的资本、人才转移，对中国来说将是一项巨大的损失。经济最强者往往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影响政府的决策，而普通市民尤其是农民却没有这个能力（他们表达声音的手段愈来愈依赖于暴力抗争，而且是越激烈越有效，这对于执政者来说非常危险）。